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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维度说明明朝为什么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

发布日期:2019-08-09 16:16   来源:未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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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末民不聊生,爆发红巾起义,朱元璋加入郭子兴队伍。 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建立西吴。 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为大明 ,因皇室姓朱,又称朱明,定都于应天府 ;1420年朱棣迁都至顺天府 ,以应天府为陪都。 明初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 ,政治清明、国力强盛。 中期经土木之变由盛转衰,后经弘治中兴、嘉靖中兴、万历中兴国势复振,晚明因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 导致国力衰退,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明朝覆灭。明朝宗室在江南建立南明,随后清朝击败大顺、大西、南明弘光、隆武、绍武等诸政权。1662年永历帝被杀,南明覆灭。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奉明正朔的明郑覆灭。

  朱元璋即位后采取轻徭薄赋,恢复社会生产,确立里甲制, [60-61] 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 [61-62] 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促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同时朱元璋多次派军北伐蒙古,取得多次胜利,最终在捕鱼儿海之役平定北元,消除外患。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 [63] 也对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 [64-66] 朱元璋借此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清理权贵和不法功勋。 [61] 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 [67] 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坐死,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 [61] 此后,朱元璋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大加诛杀, [66] 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 [68] 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设立锦衣卫加强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手段来加强皇权。

  永乐时期武功昌盛,天下大治,收复安南设交趾布政司,朱棣又亲自率兵五征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朱棣册封瓦剌三王,使与鞑靼对立,见瓦剌中兴之势,又助鞑靼讨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独大。 [75] 同时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朱棣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76] 朱棣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建州女线] 、海西女线] 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线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奴儿干都司,扩大明朝东疆,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主权。 [79]

  朱棣实行积极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来往 [80] ,增长财政收入 [81-82] 的同时将朝贡制度推向巅峰。 [83] 其舰队规模空前庞大,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 [84]

  文治方面,朱棣令编修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解缙率三千文人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 [85] 《永乐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无删节。

  朱棣对异议者强力,诸如黄子澄、齐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 [86] 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还恢复了明太祖时期后来被废除的锦衣卫,另外他还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组织——东厂。

  朱棣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仁宗年龄已经偏高,即位仅一年就驾崩。其统治偏向保守固本,注重休养生息。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以积蓄民力,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88]

  仁宗驾崩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宣宗实行德政治国,并且先后派遣郑和、王景弘下西洋 [89] ,使国力达到极盛,史称“仁宣之治”。 [90] 宣宗同样擅长书画,有画作传世。 [91-92] 但其执政期间并非毫无弊端,由于宣宗喜好养蟋蟀 [93] ,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被称为“促织天子”。 [94] 同时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为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乱政埋下隐患。 [95]

  1435年,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此时太监王振开始干涉朝政,1442年遏制王振权势的张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大肆揽权。元老重臣“三杨”死后, [97] 王振更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 [98] 英宗对他信任有加。 [99] 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 [100]

  1435年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盛常寇边。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怂使英宗集结二十万京营御驾亲征。 [101-102] 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 [103] ,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 [104] 英宗突围不成被俘, [105] 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 [106] 史称土木之变, [107] 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00]

  兵部侍郎于谦拥戴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年号景泰。 [108] 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决定坚守北京,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 [109] 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 [110] 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 [111] 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 [112] 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1380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亲理政务,但是力不从心,故设立四辅官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1382年七月被废。十一月,仿宋制,置华盖殿 [219] 、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设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品秩皆为正五品。朱棣登基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由此成立内阁。 [220]

  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明仁宗增置谨身殿 [221] 大学士。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明初,内阁无实权。之后内阁地位逐渐升高,权限逐渐增大,到明世宗时,内阁终跃至六部之上。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自此,内阁成了中央最高的的决策机构。

  锦衣卫负责侦查国内外情报,直接对皇上负责,拥有可以逮捕任何人,并进行秘密审讯的权利。东厂主要职责就是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230] 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内厂设于武宗时期,任务是牵制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的权利,防止它们三个机构相互勾结权利的扩展,是武宗为政的另一种手段。首领为宦官刘谨,刘谨伏诛后,内厂与西厂同时被废,仅留东厂。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 [236]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 [237] 。

  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 [236]

  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 [238] ,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241]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 [242] 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末占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略高于清代城市化率的7.4% [243] ,晚明城市人口约达1536万人。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 [286] 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部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而李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因西学东渐使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侵略,哲学家开始更多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287]

  晚明书院的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导致东林党争。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香港六和彩公司。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288]